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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宝引证码】CLI.1.304262 【时效性】尚未生效

个人数据的刑法保护模式

Rethinking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in the Criminal Law of China
【法宝引证码】CLI.A.1298504 

  • 期刊年份: 2020
  • 期号: 5
  • 页码: 35
  • 基 金: 清华大学文科专项课题“网络时代刑法理论的体系性创新”(2019THZWLJ04)的阶段性成果
  • 作者: 劳东燕
  • 学科分类: 刑法学
  • 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法学院
  • 专题分类: 个人信息保护
  • 摘要:

    个人数据上汇集多方主体的不同性质的权益,它不同于一般的私权物品,也不宜作为公共用品。依据个人数据在不同场景中所涉权益的性质,我国刑法对个人数据的保护共有四种模式,即经济秩序保护模式、人格权保护模式、物权保护模式与公共秩序保护模式。考察刑法对个人数据的保护,不足之处在于:对数据滥用的行为缺乏必要的规制;有些罪名的适用无法准确揭示相应行为的不法本质;犯罪化不足与犯罪化过度的问题并存;对数据主体权益的保障显得不足。就刑法保护框架的合理化而言,需要在四个方面实现观念性的转变。个人数据虽具有财产或经济属性的面向,但不应归入财物或知识产权的范畴;虚拟财产不具备财物的特性,不应在一般意义上作为传统财产犯罪的对象。有必要从立法论与解释论两个层面,对我国刑法对个人数据的四种保护模式作出相应的调整。

  • 期刊栏目: 论文
  • 英文摘要:

    Personal data involve different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multiple subjects, which makes them different from ordinary private goods, and meanwhile they are not suitable to be regarded as public goods.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personal data in different scenes, the criminal law of China provides four protection modes for personal data, namely, economic order protection mode, personality right protection mode, traditional property right protection mode and public order protection mode. These four protection modes focus on the wrongdoings of illegally getting data, not on those of data misuse, and they not only can not reveal the actual nature of the wrongdoings in violating data interests, but also must bring about the problems of both over-criminalization and under-criminalization. In addition, they do not provide sufficient protection for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data subjects. As far as the protection framework of criminal law for personal data is concerned, it is necessary to realize the conceptual change in four aspects. Although personal data has something of property or economic attribute, it should not be classified into the category of traditional property 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virtual property does not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property and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the object of property crimes in a general meaning. All of the four protection modes should be adjusted to a different extent in the two levels of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application.

一、导言

网络与信息技术的运用,正在深刻地撼动与改变我们所处的世界,也使得数据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均由数据驱动的今天,数据更像是我们呼吸的空气,而不只是21世纪的“石油”。[1]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其表征之一就是对与个人相关的数据的海量收集、分析与利用。海量数据市场被认为将取代传统货币市场,数据所带来的经济重启,会深刻地改变市场运作的基本机制,重塑人们所熟悉的资本主义经济,其重要性堪比工业革命。[2]无论从商业经济还是社会管理的角度而言,个人数据都具有不容忽视的巨大价值。这意味着,个人数据必然会成为包括刑法在内的法律规制的对象。法律需要跟上科技的步伐,对数据的流动与利用进行必要的监管。毕竟,技术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更好,它只是实现目的的一种手段,是一种装置、一种方法或一个流程。[3]而数字科技不只是带来隐私与安全的问题,也正在对民主与自由的体制形成重大的冲击。因而,如何根据个人数据的特殊性质,发展出适应于大数据时代需要的包括刑法在内的法律规制框架,构成当前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难题。

晚近以来,我国在刑事立法与司法上已经作出积极的回应,但总的说来,仍然停留于对原有框架的修补,而并未实现基本范式的转型。我国现有的刑法规制框架,能否为个人数据提供适当的刑法保护,无疑值得做必要的探究。作为在数据科技与经济领域走在世界前列的国家,怎样的刑法规制框架才能在自由、安全与发展之间达成合理的平衡,从而满足大数据时代对复杂社会进行治理的要求,是法律领域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梳理与归纳中国现有刑法规制框架的基本特点,在此基础上就其整体展开反思性的审视,考察其中的得与失,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构成本文的问题意识。

值得指出的是,本文使用“个人数据”而非“个人信息”的概念,是基于两点考虑。其一,严格说来,“数据”与“信息”的具体指涉有所不同。“数据”侧重于突出载体或媒介本身,而“信息”强调的则是所要传达的内容与本质。因而,信息具有更为深刻的内涵,它不只可以通过数据的形式来呈现,也可以借助其他的媒介。不同的媒介,包括文字与印刷术,是作为不同信息技术的产物而存在。每一种新出现的信息技术,都在当时催生了信息储存和传输的新需求;而每一种新出现的媒介,都会对人类思维的性质加以改造。[4]本文关注的对象主要是以电子数据形式出现的个人数据,不包括以其他媒介呈现的个人信息。其二,本文所称的个人数据,基本是在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简称GDPR)的意义上使用,指的是已识别到的或被识别的自然人(“数据主体”)的所有信息。它要求与数据主体具有相关性。所谓的相关性,是指某项信息源于数据主体自身,或者主要被用于评价或影响数据主体的行为或状况,又抑或从结果角度看该信息确实有可能将特定数据主体区别于其他人,并可能对其权益产生影响。[5]个人数据既包括属于个人的数据也包括关于个人的数据,在中文语境中,它可能比个人信息概念的外延要广一些。比如,网络运营公司数据库中的游戏装备、游戏币与充值卡兑换号等,本质上也是数据,但其与作为数据主体的个人并不相关。不过,当这样的游戏装备与游戏币等进入个人的账户,由个人占有与使用时,便成为属于个人的数据。反之,网络运营公司因业务需要所合法收集的个人数据(如消费记录、搜索记录与网页浏览记录等),属于企业控制的数据,但它们仍是关于个人的数据。由此而言,本文对个人数据的刑法保护的探讨,并不局限于中文语境中的个人信息,而是也包括涉及虚拟财产的个人数据等。

本文第二部分首先论述个人数据的特性与法律地位。在此基础上,第三部分对中国刑法对个人数据的保护情况进行归纳与梳理,以便为相应保护框架勾勒出基本的轮廓。第四部分意在指出我国现行关于个人数据的刑法保护框架的缺陷。第五部分认为,基于补正其缺陷的考虑,有必要在价值立场与观念上实现相应的转换,主张应当在行业自律与政府监管相结合的治理机制中,来考虑刑法保护框架如何调整的问题。第六部分强调需要根据不同的风险类型与所侵害法益的性质,来为个人数据提供多元化与类型化的刑法保护。会让它误以为那是爱情

二、个人数据的特性与法律地位

数据是由人类自己所创造。个人数据作为一种资源,具有再生性与非竞争性的特点。再生性使得个人数据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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