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权是环境法学的核心范畴，是解决环境法合法性问题的“权利基石”。截至2010年，在全球198个联合国成员国中，已有142个国家的宪法直接或间接地确认了环境权。然而迄今为止，环境权依然还是一个属性不明、范围不定、主体不清的模糊概念。如果说权利的性质是作为一项权利所固有的、本质的属性，那么环境权到底是一项什么性质的权利呢？

一、“改良”还是“革命”：环境人格权说与环境财产权说的检视

（一）环境人格权说及其检视

环境人格权说兴起于日本，后来在我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譬如，日本的野村好弘教授认为，环境权的主体是公民，公民的环境权益应当包括人身权益，又由于侵害环境权的后果往往表现为对公民身体健康的损害，因此，环境权当然属于人格权的范畴。在我国，有环境法学者认为，“环境人格权是包括生态利益、审美利益等在内的精神性人格权”。还有环境法学者主张，民法典人格权编的一般规定中应明确环境权为新型人格权，在健康权的规定中添加环境保护的要求，并规定环境权的一般条款及相应的权利保护规则。

民法学界更是倾向于将环境权视为人格权。例如，王利明教授在其主持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二编“人格权”中规定：“自然人享有健康居住和清洁、卫生、无污染的自然环境的权利。”徐国栋教授也在其主持的《绿色民法典草案》第一编“人身关系法”之“人格权”部分规定：“自然人有权得到保障其生命和健康安全的环境，并有权得到关于环境状况的值得信赖的资料。”

环境人格权说看到了环境权与人格权的某些共性和联系，却没有认识到环境权与人格权的根本区别。首先，二者权利构造完全不同。人格权以人格要素为权利对象，以人格利益为权利客体；环境权则以人体之外的环境要素（如空气）为权利对象，以环境利益为权利客体。其次，二者权利功能不同。环境权不仅具有维护和增进人体健康的重要功能（与人格权功能重合），还具有保持身心舒适、精神愉悦的内容，这无疑是环境人格权难以涵盖的（如图1所示，环境人格权位于阴影区域）。再次，二者权利属性不同。环境权具有社会性、共享性、公共性等典型特征，同人格权的个体性、独占性、私人性有着本质的不同。最后，从程序法上看，环境权的救济以环境质量受损（如低于当地的环境质量标准）为条件，不必待人体健康遭受环境污染的实质损害就可启动救济程序。这正是环境权优越于人格权的地方。

（图略）

图1：环境权与人格权的功能关系示意图

（二）环境财产权说及其检视

有学者从财产权的“改良主义”解释论出发，提出了环境公共财产说、环境区分所有权说、环境相邻权说等环境财产权学说。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学者萨克斯教授提出了“环境公共财产论”（common property）和“环境公共信托论”。在此基础上，他从民主主义的立场率先提出了“环境权”理论。他指出，将环境作为公共财产的终极意义并不在于将其委托于行政机关，而在于主张居民拥有环境权，居民可以据此权利向法院起诉，提起关于公共信托的空气、水和其他资源的诉讼。不过，学者们将“环境公共财产论”视为环境权学说，可能存在一定误读。实际上，“环境公共财产论”主要是针对美国的自然资源私有制提出来的，其基本思路是，把具有公共属性的环境公物（如河流、森林）作为公共信托财产，委托给政府管理（有责任进行保护）；公民则保留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而起诉政府和企业的权利。况且，大气、阳光、微风等公共环境要素，难以被占有和支配，无法成为财产权的对象。这一理论的根本问题之一在于混淆了“环境”与“资源”的概念。

有学者认为，可以借鉴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原理，创设环境区分所有权。该学说主张，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共有权、专有权和成员权可分别对应环境权的公民环境共有权、环境资源所有权与公民环境公共管理权。“环境区分所有权说”看到了“环境”与“资源”内在的矛盾统一性，极具启示意义。然而，同建筑物不同，环境要素具有整体性和流动性，无法在结构上划分为环境共有部分和环境专有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