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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宝引证码】CLI.1.304262 【时效性】尚未生效

共犯最小从属性说之再提倡——兼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性质

The Re-proposal of the Theory of Minimum Dependence and Nature of Assisting Information Network Criminal Activities Crime
【法宝引证码】CLI.A.1305151 

  • 期刊年份: 2021
  • 期号: 2
  • 页码: 165
  • 基金: 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网络恐怖主义犯罪与中国体系化的法律应对研究(项目编号:18BFX092)”的阶段性成果
  • 作者: 王昭武
  • 学科分类: 刑法总则
  • 作者单位: 云南大学法学院
  • 摘要:

    限制从属性说以正犯行为同时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与违法性作为共犯的成立前提,因而面临无法有效应对新型网络共同犯罪的危机。为解决这一危机,该说中有着眼于帮助对象必须是他人的“犯罪”,主张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只是“帮助犯的量刑规则”的,也有以刑法分则条文的定罪机能为根据,提出“帮助犯正犯化”说的。但是,共犯的违法性不从属于正犯,正犯合法之时共犯亦可能违法,正犯违法之时共犯亦可能合法,因而应采取最小从属性说。在该说看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在属于独立罪名这一意义上,具有正犯性,而在只有为他人“犯罪”提供帮助才能成立犯罪这一意义上,又具有共犯性,因而是一种介于正犯与共犯之间的“混合归责模式”。这种理解虽然看似违反形式逻辑,但其恰恰是对刑法第287条之二的忠实解读,且完全符合司法解释主张原则上应从属于正犯犯罪,但在严格限制的前提下可以仅从属于正犯实行行为的态度。

  • 期刊栏目: 马克思主义法学本土化研究
  • 英文摘要:

    Since the approval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nspiracy by the restricted subordination theory is based on the principal offender’s conduct must have satisfied both elements of crime and illegality, the theory faces the crisis of being unable to effectively cope with new types of conspired cyber-crimes. In order to solve this crisis, in the theory, there is a "crime" in which the target of assist must be someone else, and claims that the crime of assisting information network criminal activities is only a "sentencing rule for accessory"; there are also claims that “criminalizing the accessory as a principal offender” based on the conviction function of the clauses of the criminal law. While the principal offender’s violation of the law does not necessarily result in the accessory’s violation of the law, the principal offender’s lawfulness does not necessarily result in the accessory’s lawfulness, the illegality of the accessory does not subordinate to the illegality of the principal offender thus, the minimum dependency should be adop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is theory, the crime of assisting information network criminal activities is of a principal criminal nature in the sense of being an independent crime, and it is also of the nature of complicity in the sense that only by providing assistance to "crime" convicted by others can a crime of assisting information network criminal activities to be established. Therefore, it is a " mixed liability model " between the principal offender and accessory. Although this kind of understanding seems to violate the formal logic, it is exactly a faithful interpretation of section 287(2) of the Criminal Law, and it fully complies with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attitude that it should be subject to the crime of the principal offender, but may only be subordinated to the offender ’s conduct under strict restrictions.

引言

关于共犯的性质,虽然大陆法系国家已经普遍承认共犯的从属性,且以限制从属性说为通说,但就从属程度的论争一直未曾停止。笔者曾于2007年在国内率先倡导最小从属性说,主张共犯只需从属于正犯的构成要件行为,无需正犯行为具有违法性{1}。这一主张虽然得到了部分学者的支持{2}{3}{4},但似乎丝毫无损限制从属性说的通说地位。不过,随着刑法修正案(九)增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网络犯罪,这种学说之间的对立又体现于如何应对网络共同犯罪,尤其是直接关系到如何确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性质及其成立条件。

刑法第287条之二规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9〕15号,以下简称《司法解释》)也针对本罪做了具体规定。网络犯罪之帮助行为的入罪问题突出体现了网络共同犯罪不同于传统共同犯罪的新特点:(1)帮助犯可能同时面对多个甚至无数个帮助对象,其与正犯之间未必存在犯意联络;(2)在具体犯罪中,与正犯相比,往往是帮助犯发挥主要作用;(3)正犯行为具有隐蔽性,很多时候难以确定正犯,或者即便能够确定正犯,但其行为却很可能没有达到刑事违法性的程度。面对网络共同犯罪的这种异化,继续采取限制从属性说势必面临诸多帮助行为难以入罪的困境。作为这一问题的解决路径,“量刑规则”说坚持限制从属性说,主张本罪只是“帮助犯的量刑规则”

【参考文献】
       

{1}王昭武:“论共犯的最小从属性说”,载《法学》2007年第11期。

{2}阎二鹏:“从属性观念下共犯形态论之阶层考察——兼议构成要件符合形态论之提倡”, 载《法学论坛》2013年第4期。

{3}周啸天:“最小从属性说的提倡:以对合法行为的利用为中心”,载《法律科学》2015年第6期。

{4}王霖:“网络犯罪参与行为刑事责任模式的教义学塑造”,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9期。

{5}张明楷:“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2期。

{6}于志刚:“共犯行为正犯化的立法探索与理论梳理——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立法定位为角度的分析”,载《法律科学》2017年第3期。

{7}王昭武:“共犯处罚根据论的反思与修正:新混合惹起说的提出”,载《中国法学》2020年第2期。

{8}黎宏:《刑法总论问题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9}钱叶六:“共犯违法连带性说的合理性及其应用——基于共犯处罚根据论的探讨”,载《清华法学》2014年第3期。

{10}秦雪娜:“共犯处罚根据的全新定位——改良的纯粹惹起说之提倡”,载《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5期。

{11}张明楷:“共犯的本质——‘共同’的含义”, 载《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4期。

{12}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

{13}许泽天:“共犯之处罚基础与从属性”,载《罪与刑·林山田教授六十岁生日祝贺论文集》, 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版。

{14}[日]林幹人:《刑法総論》(第二版),東京大学出版会2008年版。

{15}[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王昭武、刘明祥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16}车浩:“刑事立法的法教义学反思——基于《刑法修正案(九)》的分析”,载《法学》2015年第10期。

{17}刘艳红:“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正犯化之批判”,载《法商研究》2016年第3期。

{18}于冲:“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正犯化的规范解读与理论省思”,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7年第1期。

{19}刘仁文、杨学文:“帮助行为的正犯化的网络语境——兼及对犯罪参与理论的省思”, 载《法律科学》2017年第3期。

{20}王华伟:“网络语境中帮助行为的正犯化的批判解读”,载《法学评论》2019年第4期。

{21}喻海松:“网络犯罪的立法扩张与司法适用”, 载《法律适用》2016年第9期。

{22}[德]克劳斯·罗克幸:《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23}陈兴良:《共同犯罪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4}聂立泽、胡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规范属性及司法适用”,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7年第1期。

{25}王莹:“网络信息犯罪归责模式研究”,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5期。

{26}孙运梁:“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核心问题研究”,载《政法论坛》2019年第2期。

{27}臧铁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

{28}阎二鹏:“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不作为视角下的教义学证成”,载《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6期。

{29}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释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

{30}喻海松:“新型信息网络犯罪司法适用探微”, 载《中国应用法学》2019年第6期。

{31}喻海松:《网络犯罪二十讲》,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

{32}张明楷:“共同犯罪的认定方法”,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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