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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驱动型法治的兴起

【法宝引证码】CLI.A.1330749 

  • 期刊年份: 2022
  • 期号: 4
  • 页码: 26
  • 基金: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1JZD009)“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工作历史进程与经验研究”
  • 作者: 喻中
  • 学科分类: 理论法学
  • 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 摘要:

    在世界范围内,着眼于法治的驱动力量,近现代以来的法治可以描述为政党驱动型法治。从历史过程来看,政党驱动型法治是在神灵驱动型法治、圣王驱动型法治、宗教驱动型法治之后,随着政党政治在近代的产生而兴起的。从地理空间来看,政党驱动型法治首先在西方出现,然后在中国兴起。近现代法治虽然都可以归属于政党驱动型法治,但是由于政党的性质、宗旨不同,当代中国的政党驱动型法治迥异于近现代西方的政党驱动型法治,也不同于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盛行的政党驱动型法治。认真对待政党驱动型法治,有助于更新当代的法治理论及法学理论。

  • 期刊栏目: 法律文化与法律价值
  • 英文摘要:

    Around the world, focusing on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rule of law, the rule of law since modern times can be described as party driven rule of law. From the historical process, the party driven rule of law rose with the emergence of party politics in modem times after the God driven rule of law, the holy King driven rule of law and the religion driven rule of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ical space, the party driven rule of law first rose in the West and then in China. Although the modern rule of law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party driven rule of law, due to the different nature and purpose of political parties, the party driven rule of law in contemporary China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party driven rule of law in modem western countries, and also different from the party driven rule of law prevailing in Chin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aking the party driven rule of law seriously will help to update the contemporary rule of law theory and legal theory.

很明显,当代中国的法治,就是政党驱动型法治。“驱动”就是主导或引领。所谓政党驱动型法治,就是由政党主导、引领的法治。具体地说,法治的方向由政党把握,法治的形态由政党塑造,法治的精神由政党培植,这样的法治就是政党驱动型法治。那么,从历史过程来看,政党驱动型法治是如何兴起的?从地理空间来看,当代中国兴起的政党驱动型法治与其他地方兴起的政党驱动型法治有何不同?如何从人类法治文明的整体视野中来理解近现代兴起的政党驱动型法治?政党驱动型法治对于当代的法治理论及法学理论意味着什么?这样一些相互关联的问题,显然有待于专门的探讨。就相关研究来看,学术史上曾有“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与“自然演进型”法治道路的划分。[1]倘若要追根溯源,这种划分可以从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并立关系中找到哲学上的依据。一般说来,欧陆的思想传统倾向于理性主义,英伦的思想传统倾向于经验主义。这两种思想传统投射到经济研究领域,可以分别对应于“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亦即凯恩斯主张的政府干预与亚当・斯密主张的自由放任。如果把这两种思想传统投射到法治研究领域,似乎可以分别对应政府推进型法治与自然演进型法治。然而,法治与经济在理论逻辑、运行机制等方面,并不能完全等同。就政府与经济的关系来看,两者之间可以相对清晰地切割开来。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府确实可以置身于经济之外。政府对于经济,既可以干预,但确实也可以听之任之,这就是完全自由放任的经济。但是,就政府与法治的关系来看,两者之间则无法相对清晰地切割开来,政府不可能置身于法治之外。一方面,法治本身就包含了法律对政府的约束;另一方面,政府的官方行为其实就是对法律的宣告。在政府与法治所结成的这种关系中,把法治划分为政府推动型法治与自然演进型法治,还面临着一些逻辑上的障碍。在通常情况下,法治都是在历史变迁中自然演进的,都是历史过程的产物。而且,人类历史上的法治总是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这个地方的法治不同于另一个地方的法治,这个时代的法治不同于另一个时代的法治。为了理解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法治,关于法治的类型学考察就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学术领域。如果说,政府推动型法治与自然演进型法治的二元划分还有一些尚未克服的难点,从驱动力量或主导力量着手,来考察法治的不同类型,并在不同类型的比较中理解当代的政党驱动型法治,或许就是一个值得尝试的选项。

一、政党驱动型法治之前的三种法治

为了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理解政党驱动型法治的由来,有必要先考察政党驱动型法治之前的几种法治。根据驱动力量的不同,在人类的法治演进历程中,先后出现了神灵驱动型法治、圣王驱动型法治、教会驱动型法治;直到近代,才在政党政治的背景下兴起了政党驱动型法治。

先看神灵驱动型法治。这是人类文明初始时期的法治,代表了人类法治的源头。在中国历史上,神灵驱动型法治主要是“传说时代”的法治现象。根据《国语·楚语下》,楚昭王向楚国大夫观射父提出了一个问题:“《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观射父的回答很有名,他说:“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洁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2]楚国大夫观射父的这段话表明,华夏最早的法治秩序是由觋(男)或巫(女)建构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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