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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宝引证码】CLI.1.304262 【时效性】尚未生效

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体系性控制

【法宝引证码】CLI.A.1287035 

  • 期刊年份: 2020
  • 期号: 2
  • 页码: 22
  • 基 金: 清华大学文科专项课题“网络时代刑法理论的体系性创新”(2019THZWLJ04)的阶段性成果
  • 作者: 劳东燕
  • 学科分类: 刑法学
  • 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法学院
  • 摘要:

    刑法解释的功能化与实质化,是由刑法追求自身的社会功能所致,体现的是刑法体系的应变性的面向。对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体系性控制,在价值面向上涉及刑法体系的自主性与应变性的关系处理,在方法论上涉及融贯性与合目的性的相互制约。在体系的概念经历演变之后,体系性思考不仅指向逻辑上的无矛盾,而且指向内在价值评价上的无矛盾。体系性思考的基本要求是融贯性。在刑法解释中,为实现融贯性的作业,除特定的刑法法条内部需要保持协调外,不同的刑法法条之间也需要达成协调。同时,融贯性要求也指向刑法的外部,要求实现刑法法条与其他法部门(包括宪法)的协调。在对构成要件进行解释时,应当根据刑法法条与相应部门法法条的关系性质,来确定相应的概念是做相同的理解还是做不同的解读。在刑法领域,合宪法性解释意义上的宪法案件可分为两类:一类旨在确保国家履行保护义务,另一类旨在限定刑法解释的边界。应当根据宪法案件的不同类型,来实现刑法法条与宪法性规范之间的协调。

目次

一、导论:体系性思考的控制功能

二、“体系”概念内涵之演变

三、体系性思考的基本要求

四、融贯性要求在刑法内部的适用

五、融贯性要求在刑法外部的贯彻

一、导论:体系性思考的控制功能

晚近以来,随着对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之间作用机理的研究的深化,刑事政策的合目的性考虑不仅对犯罪论的构建产生重要的影响,[1]它还进一步被引入刑法解释的领域,开始影响刑法解释的方法论。[2]在刑法解释领域,刑事政策的合目的性考虑,注重对解释结论的社会效果的考察,自觉以社会效果的考量作为指引,对刑法规范的解释过程进行反思性的调控。这样一种强调合目的性考虑的刑法解释,意味着功能主义进路在我国的兴起。这种进路的功能主义,构成当前我国刑法理论中功能论思潮的主导范式,它主要以目的理性的思想作为自身的理论灵感与构建基础。所谓的功能主义,意味着在对刑法条文进行解释时,考虑刑法在社会中承担的功能,以最适宜实现相应效果的角度去进行刑法解释。此种解释观强调对刑法体系的应变性价值的维护,鲜明地体现出回应型法的特征。[3]它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包括从概念法学到利益法学的方法论转变,与之相随的实质论思维的兴起,社会法学在20世纪上半叶的勃兴,法律工具主义与目的理性的刑法体系思想的大行其道,以及诠释学对法律解释的渗透性影响等诸多因素,都与刑法解释的功能化之间存在内在关联。

(一)功能论与实质论之间的关系

从基本立场来看,功能主义的刑法解释应归入实质解释论的阵营。它同样偏好于客观目的解释,强调在不违背罪刑法定的前提下对处罚漏洞进行弥补,认为概念本身并无固定不变的含义,其内涵取决于相应规范的保护目的。只不过,实质解释论者往往将目的本身当作论证的逻辑起点,对实质判断来源于何处,或者不作明确的交待,或者以胸中充满正义这样较为含混的表述来应对。功能论者则主张,目的并非论证的逻辑起点,对刑法规范的目的如何解读,取决于对其社会功能的定位。简言之,功能决定目的的解读。其间的逻辑关系是,刑法规范的社会功能决定其保护目的,而保护目的进一步决定对相应规范的解释。这意味着,刑法解释的功能化与实质化之间,在立场、逻辑与方法上均存在亲缘关系。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

刑法解释的功能化与实质化,有其必然与合理的一面。它立足于刑法的社会功能来考虑刑法理论的构建,将法的目的定位于社会存在,能够有效避免概念法学的技术逻辑与社会生活相疏离的问题。由于以社会功能的实现作为自身的诉求,这样的解释论将关注的重心由法的技术逻辑面向转向法的社会目的面向。经由解释入手来锻造刑法体系的开放性,使之合乎当下的规范性需要,功能化的刑法解释能有效缓解因外部环境复杂化而对刑法体系造成的冲击。如此一来,解释的重要性就变得无与伦比,甚至于法解释便成为法本身,由此导致司法日益地显现其作为法律系统之中心的特性。功能主义的刑法解释关注刑法体系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它往往借助目的论的思考来进行利益权衡,以实现对刑法体系的应变性的维护。如托依布纳所言,法律中的社会学变革(社会学法学、自由法学、利益法学)应该被视为形式法实质化过程在方法论上的对应物。[4]刑法教义学的功能化发展,初衷是要追求与强化刑法回应社会环境变迁的能力。一个过于强调自主性而全然封闭,无法与外界实现能量与信息交换的刑法体系,势必会因欠缺回应社会的能力而遭到否弃。

(二)功能化走向的危险及其控制

问题在于,一种实质取向的解释论,由于强调个案裁判的结果取向与利益权衡,短期内确实大大增加了现代法律的社会适应性,但将其内在逻辑推到极致,必然会导致形式法律体系的解构。[5]基于此,强调应变性的刑法解释论,不可避免地面临对自身的实质化倾向的反思性控制问题。这种实质化的倾向本身,内在地蕴含一种破坏法治的潜在力量。“当达到目标或关注结果成为裁判案件的最高准则时,法律体系受规则约束的本质就会有所减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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