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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宝引证码】CLI.1.304262 【时效性】尚未生效

论我国公共卫生应急法治的完善——基于新冠疫情的思考

On the Improvement of Rule of Law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in China: Thinking on COVID-19 Epidemic Situation
【法宝引证码】CLI.A.1297129 

  • 期刊年份: 2020
  • 期号: 3
  • 页码: 50
  • 作者: 李玮
  • 学科分类: 文教卫生管理法
  • 摘要:

    公共卫生应急法治是公共卫生法治中的重要内容。2003年“非典”疫情过后,我国的公共卫生应急法律体系逐步形成,在近十余年来的多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暴露出我国现有公共卫生应急法治存在的短板,特别是应急管理效能不佳、应急反应能力欠缺、应急决策不及时和应急中的行政权力滥用问题较为突出。经过此次疫情,党和政府意识到需要进一步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通过立法修法强化公共卫生应急法治。在立法修法中补足短板则有赖于公共卫生应急制度的完善和创新。

  • 期刊栏目: 本期聚焦: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治问题
  • 英文摘要:

    The rule of law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rule of law of public health. After the SARS epidemic in 2003, China's legal system f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gradually formed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many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over the past decade. However,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once again exposed the shortcomings of rule of law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especially the problems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capability of emergency response, emergency decision-making and administrative power abuse in emergency. After the pandemic,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and the state realized that our country must improve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and strengthen the rule of law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through law-drafting. To make up the weak points in the legislative amendment depends on the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of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system.

一、引言

2019年10月底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加强公共卫生防疫和重大传染病防控”。可见,疫病防控的能力建设是国家治理的组成部分,那么公共卫生法治则是强化与提升公众健康的制度保障。四中全会结束后不久,却发生了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据目前可靠的流行病学调查分析和政府部门相关信息公布,湖北省武汉市早在2019年底就出现了多起“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1]从2020年1月份开始,此种不明原因的病毒迅速在武汉市人群中蔓延扩散,最终酿成了全国性的疫情大暴发。

人们不禁要问,2003年“非典”疫情肆虐之后,在国家已经出台了多部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法规、规章的背景下,加之党中央又刚刚提出要从国家治理的层面加强公共卫生防疫和重大传染病防控,为什么仍然没能阻断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范围传播,甚至发生了比当年“非典”疫情更为严重的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本次疫情无论是累计确诊病例,还是死亡人数均远超“非典”时期,给国家、社会和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和伤害,并且在疫情防控期间,政府信息公开、社会管理、卫生行政等方面暴露出诸多短板。从公共卫生法治的角度看,不得不承认我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法律制度建设是相对落后的,是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相称的。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2月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特别强调:“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2]

本次疫情应急处理中出现的很多问题与2003年“非典”时期遇到的情形极为相似,甚至是翻版重演。比如这次同样也是由于未能及时将新冠病毒进行传染病类型的定级,导致了卫生部门及相关部门的监管迟延。又因为政府官员对此种新型病毒的认识不足,在信息公开与疫情预测方面出现严重偏差,致使社会公众被误导。[3]另外即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已颁布十余年,但还是发生了应急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不仅市场上的口罩、酒精等防疫物资迅速脱销,医护人员使用的防护服、护目镜等也严重不足,武汉市传染病专科医院收治病人的能力远远达不到需求,于是紧急新建了“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4]

以上种种表明我国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方面仍然存在不足,其中公共卫生应急法治亟待完善。2003年华南理工大学张富强教授发表《公共卫生应急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完善》一文,指出“非典”疫情在蔓延初期呈现出“无法可依”的状况,提出要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公共卫生应急法律制度,包括建立全面的公共卫生应急法律体系、完善政府紧急权的运行机制、应急报告和信息披露机制、紧急失权制度(政府出于公共利益行使紧急强制权的同时,应限制政府权力的滥用以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等。[5]随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施行,国家又陆续颁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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