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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宝引证码】CLI.1.304262 【时效性】尚未生效

民刑交叉诉讼关系处理的规则与法理

【法宝引证码】CLI.A.1237005 

  • 期刊名称: 《法学研究》
  • 期刊年份: 2018
  • 摘要: 在民刑交叉诉讼关系的处理上,“先刑后民”一直被视为一项原则。但从审判权独立行使的原理以及法律的规定来看,“先刑后民”都不应作为一项处理民刑交叉诉讼的原则。在具体处理民刑交叉诉讼时,应当首先考虑彼此之间是否有先决关系。在相互之间存在先决关系时,作为前提的诉讼可先行,另一诉讼应予以中止,等待前提诉讼的审结。将先决关系作为原则,考虑的是社会对裁判一致性的认同与追求以及司法制度的现实。但先决原则不是绝对的,诉讼效率也是民事诉讼所追求的重要价值之一,不可以因为具有先决关系的前提诉讼的迟延而使另一诉讼受到过分迟延。拥有管辖权的法院可以独立行使审判权,包括对事实的认定和法律适用。在民刑主体交叉的诉讼中,当民事诉讼对刑事诉讼具有先决关系时,由于诉讼主体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不能在并行的民事诉讼中充分行使诉讼权利,因此可以考虑将民事案件移至刑事审判庭,在同一审判庭适用不同程序,实行“先民后刑”的审理,以维持同一事实认定的一致性。这一做法需要修改法律,将其程序法定化。
  • 英文摘要: With respect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oss civil and criminal procedures, “criminal procedure before civil procedure” has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a principle to be adhered to in China. But it is not always consistent with the principle of and legal provisions on the independent exercise of adjudicative power. When handling concret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ivil and criminal procedures or between civil and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re exists a prerequisit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procedures ought to be considered first. When prerequisite relationship does exist between them, the antecedent proceeding can go ahead and the other proceeding suspends to wait for the end of the antecedent proceeding. When prerequisite relationship is taken as the principle, uniformity of judgment acknowledged and pursued by society and the reality of the judicial system are both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However, prerequisite relationship is not absolute and litigation efficiency is also a significant value pursued by civil procedure, the proceeding should not be unduly delayed as a result of the delay of the antecedent proceeding and the court having the jurisdiction should be able to exercise adjudicative power, including the power to ascertain fact and apply law independently. In an action where civil and criminal subjects intersect, the civil action is a prerequisite to the criminal action, and parties are subject to restraint of liberty and cannot exercise litigious rights fully in the collateral civil procedure, the civil case can be turned over to the criminal court, which hears the civil case in advance of the criminal case in a different procedure, so as to maintain coherence in ascertaining the same fact. To introduce this practice, China needs to revised the relevant laws to make the above procedure statutory.
  • 作者: 张卫平
  • 作者单位: 天津大学、清华大学法学院
  • 分类: 诉讼法学
  • 中文关键词: 民刑交叉 民事诉讼 刑事诉讼 独立审判 先决关系
  • 英文关键词: the overlap between criminal and civil cases, civil procedure, criminal procedure, independent adjudication, prerequisite relationship
  • 期号: 3
  • 页码: 102

  一、问题的提出
  民刑或刑民交叉诉讼并非学界的新话题,十多年前学者们对此就已经有所讨论。这种讨论源自人们经常遭遇的民刑交叉诉讼实践。现在这一话题也依然是人们经常讨论的主题。从对司法案例的检索结果来看,可以发现“先刑后民”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处理民刑交叉诉讼关系的一个原则。[1]在学术界,人们也常常使用这一说法或概念。但笔者认为,从法律规定以及法理而言,这些讨论并没有真正阐明其应有的原理及机理,因此有必要予以更深入的探究。
  在探讨民刑交叉诉讼关系的处理方法之前,有必要对人们关于“先刑后民”这一说法的语境加以廓清和区分。因为人们关于“先刑后民”的表述在含义上往往是漂移和多义的。这种含义上的漂移性和多义性与视角和语境差异有关。如果不能锁定相应的语境,也就无法有针对性地探讨问题。
  其一,不同性质的案件由同一个审判机构合并主管的情形。[2]这种情形又可以分为两种:附带性和非附带性。附带性是指传统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形。非附带性是指,近年来实施的对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改革,将涉及知识产权的、在传统意义上属于不同性质的案件合并审理的情形。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语境中,人们对“先刑后民”的理解是,对于因刑事犯罪所发生的民事赔偿部分的审理和裁判,应当首先就刑事犯罪部分进行审理之后,在有罪认定的基础上,就附带的民事赔偿部分进行审理和裁判。在刑事诉讼系属中,当事人不得单独对由犯罪引发的损害赔偿提起民事诉讼。这里的“先刑后民”是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种结构所决定的,其最大特点是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由一个刑事审判庭合并审理,并且民事案件处于附带的地位。在这种语境下,也有学者和司法实务人员提出可以“先民后刑”。但其含义已经转换为哪一种责任应优先确定与实现的问题,而非不同审判机构主管的不同诉讼案件,哪一个诉讼应当先行的问题。例如,有观点主张在被告人认罪与确定被告人有罪的前提下,应明确民事责任优先于刑事责任,构建一种“先民后刑”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这种观点主要是基于同一事实构成不同性质责任的竞合时,民事赔偿责任优先的原则。[3]
  在“三审(刑事、民事、行政)合一”的试点中,[4]同一审判机构合并审理的刑事与民事交叉的知识产权案件,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些类似。由于不存在独立并行的交叉诉讼,所以人们所关注的刑民关系只是在同一个审判机构的合并审理中,在程序上究竟应当是“先刑后民”,还是“先民后刑”。由于涉及三种性质的案件,就要考虑刑、民、行三者审理裁判的顺位问题。
  无论是一般刑事审判庭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还是知识产权案件的“三审”合一,都是在案件合并的语境之下,与独立并行中的诉讼交叉语境不同。这种语境下的刑民关系不是本文讨论和研究的视域和重点。
  其二,实体层面的“先刑后民”。这一语境下,人们所谓的刑民关系,是指当同一行为或案件事实既涉及刑事犯罪又涉及民事争议时,应该如何处理的策略选择。即应该首先解决刑事犯罪问题,还是解决民事争议问题。这一语境与已经开始或存在的诉讼程序无关。“先刑后民”的策略选择就是首先处理刑事犯罪问题,然后解决民事争议问题。以刑民交叉案件为对象或主题,有可能既涉及实体层面又涉及诉讼层面,如果在研究中过度关注实体语境,将不利于对问题的精准探讨。
  其三,在民事诉讼中发现刑事犯罪的情形。在这一情形,刑事诉讼尚不存在,仅有民事诉讼。这一语境下的“先刑后民”的含义则是指,首先应将案件移送公安或检察机关,启动刑事诉讼程序,民事诉讼则被驳回或中止。民事诉讼被驳回有可能因为此案并非真正的民事案件。在民事诉讼被驳回的情形下,自然也就不涉及民刑诉讼交叉的问题。
  其四,交叉的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系属于不同审判机构的情形。这种语境是已经同时存在刑事诉讼案件和民事诉讼案件,而且都处于诉讼系属中,因为刑事诉讼案件和民事诉讼案件在事实或法律问题上存在交叉或关联,所以需要解决如何处理交叉关系的问题。这种语境下的“先刑后民”,笼统地讲就是应当驳回民事起诉或中止民事诉讼。当然,是否应当驳回、何种条件可以驳回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应当中止民事诉讼,则因人们的认识不同而有所不同。本文关注的视域和研究重点正是限定于此种语境。
  二、交叉诉讼关系中具有规范意义的“先刑后民”
  虽然人们在认识上将“先刑后民”作为处理民刑交叉诉讼关系的原则,但就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却并没有所谓“先刑后民”原则的规定。刑事诉讼法没有就本文语境下的刑民交叉诉讼关系作出规定。民事诉讼法则只是抽象地或一般性地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本案诉讼应当中止,等待另一案的审理结果(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150条第5项,可以追溯至1982年民事诉讼法第118条第4项)。在解释上,民事诉讼法所谓的“另一案”,当然包括刑事诉讼案件,但又不限于刑事诉讼案件。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在处理关于刑民交叉或关联诉讼的关系时,原则是只有另一案的审理结果是本案审理或裁判的依据时,作为本案的民事诉讼才会中止,让作为前提或依据的另一案先行,而非交叉或关联的案件是刑事诉讼案件时,本案民事诉讼都必须中止。但不得不承认,在司法实践中的确存在具有规范约束作用的“先刑后民”,并且往往被视为一项原则。“先刑后民”实际存在于一系列的司法解释之中。有意思的是,关于“先刑后民”的一系列司法解释都是在1982年民事诉讼法之后发布实施的,但这些司法解释却从未直接提到过民事诉讼法的这一相关规定。
  “先刑后民”的这一所谓“原则”最早源于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法(研)发〔1985〕17号,已于2013年1月18日起失效)。该《通知》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如发现有经济犯罪,应按照1979年12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案件管辖范围的通知》,将经济犯罪的有关材料分别移送给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侦查、起诉,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均应及时予以受理。”该《通知》中所说的,法院将经济犯罪的有关材料分别移送给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侦查、起诉,就其语义而言是非常模糊的。“移送”是指法院驳回经济纠纷案件的起诉,还是中止经济纠纷案件的审理,并不明确。但实践中的做法往往是驳回该经济纠纷案件的起诉。
  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法(研)发〔1987〕7号,已于2013年1月18日起失效)除再次强调1985年《通知》的要求外,还具体规定了以下两项内容:1、“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如果发现有经济犯罪事实的,即应及时移送”;2、“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时,一般应将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全案移送,依照刑事诉讼法第53条和第54条的规定办理。如果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必须分案审理的,或者是经济纠纷案件经审结后又发现有经济犯罪的,可只移送经济犯罪部分。对于经公安、检察机关侦查,犯罪事实搞清楚后,仍需分案审理的,经济纠纷部分应退回人民法院继续审理”。在这一规定中,使用了非规范性的表述——“全案移送”。在司法实践中,“全案移送”意味着审理经济纠纷案件的法院不能再继续审理,因为案件已经不在民事法庭。但通知并没有明确法院是应当驳回起诉,还是中止诉讼。“全案移送”更像是司法机关内部程序操作的行业术语,显现出此时司法机关在程序处理上的非规范性。从法理上说,只能将“全案移送”理解为案件材料的移送,但经济纠纷案件仍系属于民事法院,否则难以理解《通知》关于“在公安、检察机关侦查,犯罪事实搞清楚之后,仍需分案审理的,经济纠纷部分应退回法院继续审理”的规定。“继续审理”意味着之前的案件处于中止状态。该《通知》中还隐含着另一层意思,即案件移送给公安、检察机关则意味着合并审理,不移送是“分案审理”。
  无论是1985年《通知》中的涉及经济犯罪有关材料的移送,还是1987年《通知》中的“全案移送”,都表达了“先刑后民”的意思,因为一旦移送,必将是按照刑事诉讼程序先审理刑事部分。按照1987年《通知》的规定,只有在公安、检察机关侦查,犯罪事实搞清楚后,仍需分案审理的,经济纠纷部分才退回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1997〕8号,下称“存单案件规定”)第3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受理存单纠纷案件后,如发现犯罪线索,应将犯罪线索及时书面告知公安或检察机关。如案件当事人因伪造、变造、虚开存单或涉嫌诈骗,有关国家机关已立案侦查,存单纠纷案件确须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对于追究有关当事人的刑事责任不影响对存单纠纷案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对存单纠纷案件有关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以及承担民事责任的大小依法及时进行认定和处理。”这一规定虽然没有直接援引当时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中止的规定,但民事诉讼法关于处理交叉诉讼关系的基本精神已经明确,即只有另一案的处理结果成为本案审理的依据时,本案才予以中止。“存单案件规定”中明确,如果当事人的刑事责任不影响对存单纠纷案件的审理,人民法院关于存单纠纷案件的审理可以继续,“确须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这样的规定已经不再是无条件的“先刑后民”。当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这一规定在许多方面仍有模糊之处。[5]
  关于民刑交叉诉讼的处理,司法解释文件中最为细致的,应当是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7号,下称“经济犯罪问题规定”)。其第1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经济犯罪问题规定”最大的特点,就是明确规定虽然案件牵涉经济犯罪的事实,但对于经济纠纷案件部分人民法院仍然可以继续审理,仅仅是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而非像过去的司法解释那样必须“全案移送”,等待经济犯罪案件的侦查处理结果。但遗憾且难以理解的是,该规定依然没有提到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中止的相关规定。“经济犯罪问题规定”是对1997年“存单案件规定”关于民事与刑事案件交叉关系处理规则的进一步抽象和概括,超越了存单案件这一特殊类型,将其适用于所有经济纠纷案件。
  值得玩味的是,“经济犯罪问题规定”第12条指出:“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也就是说,只要涉嫌犯罪的,就应当驳回民事诉讼,无论案件事实是否涉及民事争议。这样的规定的确典型地反映了“先刑后民”的认识。第12条后段还指出:“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此处的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意义并不明朗,没有表明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是否需要参考法院的审理结果,也没有表明如果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不认同法院的审理结果该如何处理,而法院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关于案件的性质存在不一致的看法是完全可能的。
  最新的、间接涉及到民刑交叉关系的规范性文件是2014年3月25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非法集资意见”)。其第7条第1款规定:“对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正在侦查、起诉、审理的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就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申请执行涉案财物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第3款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侦查、起诉、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发现与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民事案件属同一事实,或者被申请执行的财物属于涉案财物的,应当及时通报相关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确属涉嫌犯罪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据此,可以作如下理解:非法集资涉嫌刑事犯罪的,就不存在民事案件的可能,也就不存在中止民事诉讼的问题,而只能驳回和中止执行。严格而言,“非法集资意见”否定了此种案件类型中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竞合的可能。
  将“非法集资意见”与前面若干有关民刑交叉关系的司法解释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其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不再将“同一法律事实”和“同一法律关系”作为民刑交叉的判断标准,而是将判断标准改为“同一事实”。显然,“同一事实”的表达是准确的。因为所谓法律事实是一种对事实本身的法律评价,是人们的观念形象。[6]民事法律关系与刑事法律关系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可能在“法律关系”上存在“同一”。“经济犯罪问题规定”中的“同一法律事实”和“同一法律关系”实际上是指民、刑案件在自然事实上的同一。
  三、审判机关对于交叉诉讼关系中“先刑后民”的理解
  司法解释通常对各级人民法院具有约束力,有时其实际约束力可能强于法律和法规,因为司法解释往往更为具体,更便于审判适用。但司法解释同样有很大的解释空间。因此,审判机关在具体案件的诉讼中对于民刑交叉关系的处理以及“先刑后民”有不同的理解。笔者收集到的案例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即使是最高人民法院裁判的案件,在对待民刑交叉关系诉讼的态度上也有差别,甚至截然对立。
  (一)认同“先刑后民”的裁判
  在“得利塑胶工业(昆山)有限责任公司与江苏丰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不当得利纠纷申请再审案”中,[7]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了再审申请。裁定书指出:“本案是得利公司与丰艺公司之间的纠纷,无须追加许正璋为第三人,且得利公司在原审中也并未提出追加许正璋为第三人,现其在再审中提出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从程序上看,刑事案件的当事人为许正璋,本案系得利公司与丰艺公司之间的民事纠纷,因此,本案的处理并不违背‘先刑后民’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在该裁定书中并没有对“先刑后民”的含义作具体的阐述,但从中可以解读出,刑民诉讼之间存在某种交叉是“先刑后民”适用的前提。最高院认为该案件中在诉讼主体上并不存在交叉,因此谈不上违反“先刑后民”原则。
  “梅振娇与李红玲、海南鸿凌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案”(下称“梅振娇申请再审案”)的裁定书是笔者收集到的裁判文书中对民刑交叉问题阐述得最为详尽的一份。[8]这一裁定书的规范根据依然不是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处理交叉诉讼关系的相关规定,而是1998年“经济犯罪问题规定”。该裁定书直接将“经济犯罪问题规定”称为“民刑交叉规定”,不是采用简称,而是改变其名称,直接以其实质内容命名并写入裁判文书中。这种做法十分少见。该裁定书引用了“经济犯罪问题规定”第1条、第10条、第11条,并指出这些规定明确地将“同一法律事实”和“同一法律关系”作为区分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的标准,“即民、刑分属不同法律事实的,民、刑并行;民、刑属于同一法律事实的,先刑后民”。该裁定书还引用了2014年“非法集资意见”第7条的规定,同时指出,“非法集资意见”在民刑交叉关系的判断标准上采用的“同一事实”的表述更为准确,“经济犯罪问题规定”的“同一法律事实”和“同一法律关系”实际上就是指“同一事实”。该裁定书认为,无论“经济犯罪问题规定”还是“非法集资意见”,在民刑交叉涉及同一事实时,均规定应当先刑后民;若案件涉及不同事实,则应当对不涉及犯罪事实的民事纠纷继续审理。
  (二)否定“先刑后民”的裁判
  在“北京钠锘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香港鸿峰发展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案”中,[9]再审申请人香港鸿峰发展有限公司称二审判决严重违反程序,导致判决认定事实出现明显错误。二审法院明知被申请人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正在石狮市人民法院审理中,却在刑事案件尚未判决前就对民事案件进行判决,违反了“先刑后民”的司法原则。有关刑事判决关系到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在刑事案件审结前,应中止诉讼。针对申请再审人的这一主张,受理再审申请的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先刑后民’并非法定的司法原则和程序规定。二审审判人员对经过一审的民事案件,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二审判决,没有等待刑事案件的审判结果,并不违反法定程序。”但最高院的裁定书没有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先刑后民”不是一个原则,也没有引用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50条第5项关于处理交叉诉讼关系的规定。
  四、“先刑后民”被“原则化”的原因分析
  在多数人(包括部分司法实务人员)的认识当中,只要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存在着交叉关系,就应当遵守“先刑后民”原则。“梅振娇申请再审案”的裁定书就是这一认识的代表。这种认识可以概括为“非限制性先刑后民”或“先刑后民绝对化”。对于仅仅熟悉民事诉讼法规范而不了解诉讼实务的人而言,大概不会有这种“非限制性先刑后民”的认识,因为民事诉讼法对于因存在交叉诉讼关系而中止民事诉讼从来是有条件的,即“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从文义上讲,这里的“另一案”包括但不限于刑事案件。也就是说,即使另一案是刑事案件,也必须是因为该刑事案件是本民事案件审理的前提或依据,本案民事诉讼才能中止。在这个意义上的“先刑后民”就可以理解为“限制性的先刑后民”或者“有条件的先刑后民”。一个疑问是,既然民事诉讼法有明确规定,为什么“先刑后民”依然会作为一项“原则”在司法实践和人们的认识中如此牢固地存在。对此,笔者分析有以下原因:
  其一,与人们“重刑轻民”的认识有关。
  在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着“重刑轻民”的意识。“重刑轻民”是一个涵义比较广泛的表达,表明人们在意识上,认为刑事问题或纠纷的处理较之民事问题或纠纷的处理更为重要。这种认识又源于,在人们的意识中,作为社会问题的刑事问题的处理比民事问题的处理更为重要。作为影响社会安定的因素,刑事问题比民事问题更严重,因此,在处理刑事问题和民事问题时,刑事问题的处理应当更为优先。另一方面,人们也普遍认为刑事责任比民事责任更为严苛,刑事责任涉及限制人身自由,最为严厉时可以剥夺生命,比较而言,民事责任主要是财产责任,而财产是可以追回或补偿的。因此,人们对刑事问题的处理更为慎重或更为看重。这种慎重的处理态度和认识也就成为刑事诉讼案件优先的潜在理由。当然,这种认识与科学地处理具体的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交叉或关联关系并没有逻辑关系,仅仅是一种含混或模糊的认识。[10]
  其二,与刑事审判权实际存在的广泛性或超限性、扩张性有关。
  这可能是“先刑后民”被误认为是司法原则的主要原因。法院审判权是依据案件性质的不同分别由相应的审判机构(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行政审判庭等)行使。原则上,不允许各审判庭超越自己的权限范围。如果按照这一原则,刑事审判庭在刑事诉讼中不能对涉及的民事、行政法律问题作出认定和裁判。同样,民事审判庭在民事诉讼中不能对涉及的刑事、行政法律问题作出认定和裁判,行政审判庭也不能对行政诉讼中涉及的刑事、民事法律问题作出认定和裁决。所谓刑事或民事、行政法律问题,是一个法律评价问题。不具有相应审判权的审判庭不能对自己审判权范围以外的法律争议问题作出评价——认定和裁判。然而,实践却并非如此。在刑事案件审判中实际存在着超越权限的问题,也就是笔者所谓的刑事审判权的广泛性或超限性、扩张性。实践中,如果刑事诉讼案件中涉及民事问题,刑事审判庭会对该民事问题作出认定,并以此作为刑事问题裁判的依据。当然,刑事审判庭并不直接对民事问题作出裁判,也不直接或明确地适用民事法律,而是从事实层面对民事问题作出事实认定。例如,在财产归属问题上,刑事审判庭一旦认为该财产不属于犯罪嫌疑人所有,犯罪嫌疑人就可能构成侵占财产罪。但该财产所有权在本案中实际上存在争议,是一个民事纠纷问题。再如,关于转让是否成立、有效的问题,刑事审判庭可以适用民事法律作出认定。也有人认为,刑事诉讼中,法院只是将民事问题转化为了客观的事实问题,而没有直接涉及法律评价和法律适用。尽管刑事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常常会对此认定提出异议,认为超越了刑事审判权的权限,但似乎没有成为实际有效的抗辩理由。笔者没有看到以此抗辩为理由在上诉审或再审中成功推翻原判的情形或案例。
  刑事审判权的这种广泛性或超限性、扩张性是相对于民事审判权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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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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