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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宝引证码】CLI.1.304262 【时效性】尚未生效

刑事陪审中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区分

【法宝引证码】CLI.A.1232026 

  • 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 期刊年份: 2017
  • 摘要: 事实问题具有法律性,法律问题具有事实性,因此在理论上很难找到清晰而明确的标准准确地区分刑事陪审中的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境外刑事陪审实践中对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之区分,主要是通过程序机制的方法明确法官和陪审员的具体职责,由此形成了一般裁定和问题清单两种不同的模式。我国刑事陪审中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区分,既要遵循法哲学上有关诉讼中区分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基本规律,又要充分考虑我国法律传统和司法实践等因素。
  • 英文摘要: Question of fact has the legal attribute, legal question has the fact property, and it is thus difficult to find a clear and definite standard to distinguish legal question and question of fact in criminal jury. The overseas differentiate legal issues and questions of fact mainly through the way of procedure mechanism to clarify the specific responsibilities of justice and jury, therefore two different patterns namely general rule and issues list forme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legal question and question of fact in our people’s jury not only need to follow the basic rules in philosophy of law about how to differentiate legal issues and questions of fact in lawsuit, but also fully consider factors of legal tradit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
  • 作者: 陈学权
  • 作者单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
  • 中文关键词: 人民陪审员制度 法律问题 事实问题
  • 期号: 1
  • 页码: 53

  
  法读石:“法官不回答事实问题(Ad quaestionem facti non respondent judices),陪审团不回答法律问题(Ad quaestionem juris non respondent juratores )。”此法读在英语文献中被誉为是论及陪审团和法官职能分工时引用最为频繁的表述,为英国爱德华·柯克(Edward Coke)爵士于1620年首次提出:“对事实问题的最为常见的审判是由12人组成的陪审团,法官不回答事实问题,法律问题应当由法官来决定,陪审团不回答法律问题。”[1]迄今为止,陪审员认定事实、法官适用法律是我国法学界对境外陪审团审判中裁判权在陪审员和法官之间分配的基本认识。然而,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在理论上如何区分,在境外的刑事陪审中陪审员认定事实、法官适用法律的机制又是如何运作的,国内理论界很少探讨。
  目前,我国正在推进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为落实此改革精神,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分别于2015年4月和5月联合颁布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均规定人民陪审员在案件评议时仅对事实问题发表意见,不再参与法律问题的表决。目前,此改革方案正在全国1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所属的共50个法院试点。从试点情况来看,实务部门普遍对如何区分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感到困惑。为此,本文拟对刑事陪审中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区分展开讨论,以期为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提供理论参考。
  一、刑事陪审中区分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法哲学分析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我国诉讼理论上一般认为,“以法律为准绳,就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应该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以法律为尺度来衡量案件的具体事实和情节,按照法律的规定对案件作出正确处理。”[2]此观点背后的潜台词是:案件裁判结果之形成,分为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两个阶段,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继续。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院的判决书正文包括“经依法审理查明”和“本院认为”两部分,前者主要阐明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后者主要是法院对本案适用法律的论证,似乎也体现出法官在形成判决结果时是先认定事实、再适用法律的思路。然而,在法学方法论上,“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在法院之裁判实务上并不真的可在时间上明白地被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3]为此,下文拟从法哲学的视角分析裁判结果形成过程中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区分。
  (―)刑事陪审中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界定
  即便我们限定在诉讼领域,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之含义依然非常宽泛。事实问题,既包括实体法中的事实问题,也包括程序法中的事实问题;法律问题,亦是如此。迄今为止,亚里士多德创立的三段论逻辑推理虽然受到了诸多的质疑,但诚如波斯纳(Posner)所言多数法律问题却还是以三段论方式解决的。”[4]三段论的逻辑推理依然是裁判结果形成的主要思维方式。据此逻辑,裁判结果之形成,取决于两个前提:一是小前提,即案件事实;二是大前提,即法律规则。因此,刑事裁判中的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就是要回答此逻辑推理中的两个前提性问题。
  事实上,证据法学大师威格莫尔(Wigmore)于1904年在讨论普通法陪审团审判中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区分时就运用了三段论的逻辑推理方法,他认为原告必须让法庭确信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特定的事实之存在;二是依附于此特定的事实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法律后果。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两个方面都属于事实,宇宙中的一切都是事实或者现象。然而,现实中比较流行的对事实问题与法律何题的区分完全可以达到实践中要求的那样精确。实践中存在着两种要求:一种是确立国家批准而且会习惯性地执行的与某具体的事实相关的普遍性规则;另一种是查明国家已经预测到的与普遍性规则相关的由系列偶然性组成的具体的事件。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面对的是根据法律原则制定出来的抽象的规则;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应对的是从法律方面设定的具体的事实。”[5]在威格莫尔看来,那些与某种具体事实相关的普遍性规则问题,即为法律问题,是大前提;那些与普遍性规则相关的由偶然性事件组成的问题,即为事实问题,属于小前提。而且,鉴于法院应当知道所有的由法律组成的大前提,陪审团被要求回答作为小前提的特定案件的事实问题,因而就可以得出案件的裁判结果。
  因此,在刑事陪审中,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之含义,仅限于实体法领域;至于程序法和证据法中涉及的事实和法律问题,实践中虽由法官负责回答,但在从陪审角度讨论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时不会涉及。对此,詹姆斯· B ·塞耶(James B. Thayer)在研究美国陪审制度时指出诉讼中确实存在一些需要由法官负责的程序法和证据规则方面的问题;但是当我们在区分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时候,这些程序法和证据规则方面的问题没有任何意义。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这对概念仅仅涉及到适用于案件最终事实认定的实体法领域。”[6]
  在证据法理论中,实体法中的事实分为“结论事实”和“证据事实”。在刑事审判中,前者是指被告人是有罪还是无罪的事实;后者是裁判者根据证据通过自己的感官能直接感知的事实。鉴于证据证明力由裁判者内心自由评判,而且一般无须说明理由,因此裁判者在最终对案件进行评议时,讨论的事实问题主要是案件的结论事实问题。对此,美国学者指出:“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陪审团并非决定所有的事实问题,陪审团仅仅只是决定部分事实问题”“陪审团必须回答的仅仅只是特定的案件事实问题,即案件的‘结论事实问题’。”[7]因此,刑事裁判结论形成中的小前提,即案件事实问题,在刑事司法中就是与犯罪构成要件相关的事实是否存在的问题。
  与事实问题相对应的是法律问题,指的是针对案件之结论事实,应当适用何种实体法律规范对其进行评价的问题。在刑事陪审中,法律问题就是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涉及何种罪名、一罪还是数罪以及应处何种刑罚的问题。“法律问题不仅包括法定构成要件的解释,还包括通过补充性法律规范使法定构成要件更加完整和精确化的问题。”[8]例如,在我国《刑法》有关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认定中,相关的法律问题不仅涉及《刑法》本身有关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还时常牵涉到我国有关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系列行政法律法规。
  刑事陪审中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看似彼此独立,但是两者常常相互交织在一起。英美学者称之为“法律与事实的混合问题”(mixed question of law and fact),即某一过去发生的事实已经得到认可,对有关的法律规定也不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已经查明的事实是否满足法定的标准。”[9]法律与事实的混合问题之广泛存在,意味着在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之间存在很大的模糊地带,对此实现理论上的精确区分非常困难。
  (二)刑事陪审中事实问题的法律属性
  作为三段论推理中的小前提之形成,此思维过程由以下三个阶段组成:“1.具体的生活事件,实际上已发生之案件事实的想象,2.该案件事实确实发生的确认,3.将案件事实作如下评断:其确实具备法律的构成要素,或者更精确地说,具有大前提第一个构成部分(=法律的构成要件)的构成要素。”[10]据此,从裁判结论形成过程来看,事实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一是生活事实,即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处于原始状态的事实;二是证据事实,即通过证据、推定等法定证明方法向裁判者呈现出来的生活事实;三是法律事实,亦称结论事实,即属于实体法规定的责任构成要件事实。对作为形成裁判结论前提的事实问题之回答,需要在法律规范的指导下经历以下两个转变过程。
  第一,生活事实向证据事实的转变。此转变属于诉讼证明,受刑事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的约束。在刑事诉讼中,每一份证据材料都蕴涵有能够体现生活事实的信息内容,控辩双方、尤其是控诉方通过事先的证据调查和收集,大体可以了解到该案涉及的生活事实。在法庭审判时,控辩双方的主要任务是按照程序和证据规则的要求,运用证据将生活事实转化为证据事实。在此转变过程中,一系列的证据规则,如关联性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意见证据规则、传闻证据规则、口供补强规则以及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明标准高低的设置等都将发挥作用,影响乃至决定生活事实能否转化为证据事实。总之,在刑事诉讼中,生活事实向证据事实的转变是个适用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的过程,诚如西方学者所言:“法律事实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它们是根据证据法规则、法庭规则、判例汇编传统、辩护技巧、法官雄辩能力以及法律教育成规等诸如此类的事物而构设出来的,总之是社会的产物。”[11]
  第二,证据事实向法律事实的转变。此转变是理解和适用实体法的过程。无论是生活事实、证据事实还是法律事实,均是通过概念以语言的形式表述出来。然而,作为生活事实、证据事实的表达方式,与用来描述法律事实的用语常常不一致。例如,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使用“自动取款机”一词,而我国《刑法》中并无此概念,只有“金融机构”之术语,因而就会出现“从自动取款机上秘密窃取钱财是否属于盗窃金融机构”之疑难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法律上的定义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学界赋予定义的目的(也就是让被定义的概念能更加清楚、明确、精准),答案是令人失望的”“法律上的定义多半都是将各个要素串联起来,而这些要素的意义,比起这个(被定义之)概念在日常生活用语中的意义还要来得更不清楚、更不明确且更不精准。”[12]法律概念与现实生活用语的不完全对应,意味着裁判人员在确认“证据事实”是否属于三段论推理中作为大前提描述的“案件事实”时,常常无法通过机械的比对获得答案,而是需要通过解释学的分析得出结论。此种分析过程,是裁判者对日常生活概念和法律术语不断进行解释、从而促使两者无限接近、进而认定其同一的过程。对此,“恩吉施(Engisch)曾提及‘在大前提与生活事实间之眼光的往返流转’,朔伊尔德(Scheuerfe)则说:‘在确认事实的行为与对之作法律评断的行为间的相互穿透’。”[13]我国学者也指出:“在我国的司法审判中,基层法院法官常纠缠于格式化的司法与非格式化的现实之间。他们依据司法的格式来处理非格式化的社会现实,处理那些无法用现代法律概念涵盖的事实。”[14]因此,裁判者将证据事实认定为案件事实的过程,其实就是运用实体法责任构成要件衡量和评价证据事实的过程。
  总之,回答案件的事实问题,离不开法律的解释和适用。而且,“时间上,不是形成(作为陈述)的案件事实以后,才开始评断案件事实符合(或不符合)法定构成要件要素,两者毋宁是同时进行的……在形成案件事实之前,就必须考量个别事实的可能意义。”[15]因此,作为形成裁判结论前提的案件事实问题,绝非完全脱离法律之事实,而是被高度法律化的事实,深深地刻上了法律的烙印,具有明显的法律属性。
  (三)刑事陪审中法律问题的事实属性
  在法官回答法律问题、陪审团回答事实问题之法谚形成之际,古典的自然法学正在欧洲大陆兴起。在自然法学派看来,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客观规律,是对人与人、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的理性反映,具有事实属性。因此,有论者指出对英国中世纪的人民尤其是在普通法法院担任法官或者陪审员的人来说,法律并不是由外在的命令组成的行为规则,而是通过逻辑和观察就可以发现的能够兑现的权利。这些权利就在普通人的视野之内,任何普通的人都可以发现。诚如马克思·雷丁(Max Radin)所言:‘法律就是事实,而事实并不太难查明’。”[16]
  现实生活中法律具有事实属性,台湾吴经熊先生将其称之为法律具有的三度之一——“事实度”,即“所有的法律均与事实有关……每一法律均统制一定的事件,或一类的情事。不论它是真实的,或是拟制假定的事实,均构成法律的一面。”[17]法律具有的事实属性,使得裁判者在回答法律问题时不得不考虑相应的事实背景。在回答事实问题之前,实际上已经预设了事实问题的法律限度;而在回答法律问题时,又总是离不开特定的事实背景。正是因为此,考夫曼(Kaufmann)认为法律规范对‘行为构成’的形造发生在案件中,案件对‘事实行为’的形造发生在法律规范中——并且这种形造总是首创性行为,它发生在推论之前。”[18]
  陪审中法律问题的事实属性,还体现在对外国法的查明上。在涉外案件中,外国法同国内法一样,能够产生相同的法律后果,是三段论逻辑推理中的大前提,本属于法律问题。然而,“外国法虽然同国内法一样,可以设定和创造权利,但是在陪审团审判中,却又被视为事实问题。”[19]在普通法陪审团审判实践中,外国法之所以被视为事实问题,由陪审员来回答,是因为在理论上普遍认为法官只知道国内法,外国法需要当事人向法庭举证证明;实践中,控辩双方一般是通过提交书面文件以及由专家证人提供专家意见等方式对外国法进行证明。外国法在我国刑事审判中的适用,虽远不及民商事审判频繁,但并非没有。我国《刑法》8条有关保护管辖权规定中的“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就表明我国刑事审判中可能会适用到外国法律。显然,在刑事陪审中外国法被视为事实问题,彻底颠覆了在理论上根据一定的逻辑标准区分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可能。因此,有美国学者在详细观察司法实践中区分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的做法后,坦率地指出法院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区分,并不是建立在事物本身的属性之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历史上的系列偶发案例。换句话说,某一特定的问题究竟是事实问题还是法律问题,在本质上不是个事实问题,而是个高度人造的法律问题。”[20]
  法律问题的事实属性,意味着在形成裁判结论的过程中,既没有单纯的事实问题,也不存在纯粹的法律问题,难以找到精确区分两者的理论标准,诚如英美学者所言所有的事实判断都会涉及到法律标准的要素,对所有的法律标准的分析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对事实的评价,因此试图在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分析和判断中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是不可能的。”[21]
  总之,从法哲学的视角来看,很难找到一个清晰而明确的标准准确地区分刑事陪审中的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即便是极力倡导区分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的学者,如威格莫尔等,也都承认精确地区分二者存在困难;司法实践中对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的区分,更是模糊不清,以至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在判决书中感叹法院先前已经注意到区分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是件令人烦恼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任何原则或者规则能够帮助我们准确无误地把法律结论和事实认定区分开来。”[22]
  二、刑事陪审实践中区分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两种模式
  根据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的区分分配法官和陪审员的裁判权限主要存在于采取陪审团审判的国家。不过,实行陪审团审判的普通法系国家和近些年引进以及历史上曾经实行陪审团审判的一些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司法实践中具体区分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的方法存在重大差异。具体来说,可以概括为陪审员依据法官指示的法律做出被告是否有罪的一般裁定和陪审员对法官提出的系列具体事实问题逐一作出回答的问题清单两种模式。
  (一)一般裁定模式
  普通法上陪审团作出的裁决分为一般裁定(general verdict )和特别裁定(special verdict)两种。前者是指陪审团直接给出被告有罪或者无罪的结论,而不需要回答与最终是否有罪的结论相关的系列具体事实问题;后者是指陪审团对案件中某些个别事实是否存在作出回答而形成的裁定。在美国,“真正的特别裁定在刑事审判中几乎没有使用,因为使用特别裁定会剥夺被告人获得陪审团独立审判的权利,违反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关于陪审团有权对被告是否有罪作出最终决定的规定。”[23]在一般裁定模式下,法官就有关法律适用给陪审团发出指示,陪审团根据其内心对事实的评判,适用法官指示的法律,直接就控诉方指控犯罪是否成立作出裁决。也就是说,陪审团无需回答具体的事实问题,只需作出被告是有罪还是无罪的裁决;法官对法律问题的回答,以陪审团指示的方式实现,并在陪审团的最终裁决中体现出来。因此,美国刑事陪审团审判中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区分,关键在于陪审团指示制度。
  普通法上的陪审团指示(Jury instructions)是在陪审团审判中,主持庭审的法官根据审判进展,当庭以言词的方式告诉陪审团相关法律规定。综观美国联邦各巡回法院颁布的刑事审判陪审团指示范本,大体包括一般性指示(general instructions)和实体性指示(substantive instructions)。一般性指示的内容主要是有关陪审团对被告确定有罪在程序和证据规则方面的基本要求,具体包括:审判的流程和环节;法院、陪审团和控辩双方各自的职能;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法律根据;举证责任;证明和推定规则;证人可信性判断规则;辩护规则;陪审团评议规则等。实体性指示主要包括:犯罪企图之含义;帮助犯与教唆犯;事后从犯;指控罪名的具体构成要件等。简言之,法官对陪审团的指示,基本涵盖了陪审团在对被告作出有罪或者无罪裁决时会涉及到的所有程序、证据规则和刑法规定。从近些年美国联邦一些巡回法院对陪审团指示的修改来看,越来越强调指示用语的“简单”“直白”,以便陪审团能准确地理解和接受。
  在对法律与事实问题的回答上,法官给陪审团的指示通常会强调:“在审判中我的义务是给你们指示相关法律,你们的义务是接受并在你们认定的事实之基础上适用我指示的法律”“在法律问题上,你们必须接受我给你们指示的法律;如果任何一方的律师主张适用的法律不同于我给你们的指示,你们应该遵循的是我指示的法律”“你们中的任何人,虽然对法律是什么或者应当是什么会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你们都不应当考虑我给你们指示的法律本身是否正当;如果你们作出的裁定不是建立在我给你们指示的法律之基础上,就违反了你们的宣誓”“你们最终的义务是判断和决定这个案件的事实问题,你们中的每个人都是这个案件事实问题的唯一和专有的裁判者。”[24]因此,从陪审团指示制度来看,柯克的“法官不回答事实问题,陪审团不回答法律问题”在实践中表现为:陪审团根据法官指示的法律,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对控诉方指控的犯罪是否成立做出回答。
  虽然法官在给陪审团的指示中强调:陪审团只负责回答事实问题;但是,在美国陪审团审判实践中,陪审团在回答事实问题时,事实上享有一定的选择性适用法律权。首先,陪审团享有宣告法律无效的权力。即便陪审团认为控诉方已经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被告实施了被指控的行为;而且根据法官指示的法律,只要指控事实成立,被告之行为就构成犯罪,陪审团也有权判决被告无罪,这在普通法上称为陪审团宣告法律无效权(Jury Nullification Power)。其次,陪审团享有对被告定此罪还是彼罪的权力。在美国刑法中,一些严重的罪名可能会包含相应的轻罪。在此种情况下,陪审团既享有作有罪还是无罪的权力,又可以在重罪与轻罪之间作出选择。最后,陪审团享有决定是否应当判处被告死刑的权力。2002年6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瑞英诉亚利桑那州案(Ring v. Arizona)中认为:死刑案件中的量刑加重情节必须由陪审团来认定;不能通过法官的事实发现对被告人判处死刑。[25]自此之后,美国绝大多数州采取了由陪审团直接并最终决定是否判处被告人死刑的做法。
  法官对陪审团的指示,在将法律适用权部分让渡给陪审团的同时,还会影响陪审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一方面,法官在陪审团指示中会对一些法律概念进行解释。对这些概念做出何种解释,直接影响甚至决定陪审团对案件事实的回答。另一方面,法官在陪审团指示中对相关证明规则的强调和维护。在证人出庭后陪审团究竟应当如何评价证人证言的证明力时,法官给陪审团的指示中会涉及到需要综合考虑证人的感知能力、证人有无偏见、证人与案件结果有无利害关系以及证人是否诚实等因素,这种指示涉及的要点与我国司法实践中对证人证言的审查判断方法颇为类似。
  通过考察普通法上刑事陪审团的运作实践,可以发现:一般裁定的要求和法官指示制度的运行,使得在理论上精确地区分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的必要性不复存在。法官通过陪审团指示,不仅有限地回答了本案的法律问题,而且还可以影响陪审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陪审团作出的一般裁定,不仅回答了案件的事实问题,而且对本案的法律适用作出了选择。正是因为此,詹姆斯· B ·塞耶在19世纪末期就已经指出:“柯克关于法官回答法律问题、陪审团回答事实问题的法谚并非完全真实,即便是真实的,也难以精确地实施。”[26]
  (二)问题清单模式
  问题清单模式,是指陪审员在评议时,需要对案件中的系列具体事实问题逐一作出回答,然后由法官根据陪审团的事实认定结果对被告进行定罪量刑。此种模式,起源于法国1796年颁布的《犯罪与刑罚法典》。该法规定,在陪审员退庭评议前,审判长对每一个指控都向陪审团提出如下三个问题:指控行为是否已经被证实?被告人是否为被指控行为的实施者?被告人是否有意实施该行为?[27]法国在1941年废除陪审制、改采参审制后,陪审团对案件事实的评议方式被保留,即陪审员对法官制作的问题清单上所列有关事实问题逐一作出回答。目前,在吸收陪审员参与刑事审判的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中,明确规定陪审员仅负责回答事实问题的国家主要是俄罗斯和西班牙,其余包括法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采取的做法是法官与陪审员共同负责认定事实和法律适用。因此,下文对问题清单模式之考察与分析,拟以俄罗斯和西班牙为代表。
  俄罗斯在沙俄时期曾施行过陪审团审判制度,于1864年颁布的《陪审法》在区分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的方法上,移植了法国18世纪末创立的问题清单模式。在前苏联时期,俄罗斯废止了陪审团审判制度,实行参审制。在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于1993年再次引进了陪审团审判制度,此时区分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的方法几乎与1864年《陪审法》的规定如出一辙。[28]根据俄罗斯现行《刑事诉讼法》第339条规定,法官给陪审团的问题清单包括三类问题:一是基本问题,即该条第1款规定就受审人被指控实施的每一行为,可以提出以下3个基本问题:(1)行为的发生是否已经得到证明;(2)该行为系受审人所实施是否得到证明;(3)受审人对该行为的实施是否存在罪过。”第2款规定:“问题清单中还可以提出一个基本问题:综合本条第1款所列问题,受审人是否有罪。”二是个别问题,即该条第3款规定在关于受审人是否有罪的基本问题之后,可以提出关于可能加重或减轻罪责程度或改变罪过性质、使受审人免除刑事责任的情节等局部性问题。在必要时,还可以单独提出关于实行犯罪意图的程度、犯罪行为未进行到底的原因、每个受审人共同参与实施犯罪的程度和性质等问题。允许提出可以确定受审人实施较轻犯罪的罪过问题,但不得因此恶化受审人的状况和侵犯他的辩护权。”三是对受审人从宽处罚的问题,即该条第4款规定:“在受审人承认有罪的情况下,应提出他是否值得从宽处罚的问题。”[29]
  西班牙于1995年引进陪审团审判制度。在西班牙,当法庭辩论和被告人最后陈述结束后,法官会给陪审团提交一份载有系列事实问题的表格。这些事实问题有的有利于被告人,有的不利于被告人,但都与诉讼各方在法庭上主张被告人是否应负刑事责任的事实紧密相关。对于这些问题,陪审团需要回答的是:与这些问题紧密相关的事实在法庭上是否已经得到证明。在问题的数量上,一些西班牙法官与俄罗斯法官一样,将提交给陪审团回答的问题数量严格限定在与定罪量刑紧密相关的几个问题,如6个或者8个;但也有一些西班牙法官会让陪审团直接回答控辩双方在诉讼中主张的每一个具体的事实是否存在;针对一起指控,问题的数量有的达到54个,最多的达到95个;面对如此多的问题,一些西班牙的陪审员坦言理解和回答如此多的问题很困难。[30]
  陪审员回答的

......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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